到岸（惠蒂尔 Whittier）接我们的导游，是个内蒙来的小伙。他一见我们就笑了，说他看名单上的名字，猜我们是华人，又不敢确定，如今一见面，真高兴。在阿拉斯加这样偏远的地方，偶然撞见同肤色、同语言、同面孔的同胞，他欢喜，我们也欢喜。
这个团只有我们几个人，像私人包车。他一路陪我们看冰川、找野生动物、聊家常。我们千里迢迢来阿拉斯加，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执念——遇见野生的黑熊；可找了一路，河滩上、海岛边，望远镜搜了又搜，那头黑熊到底没让我们撞见。最后在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，总算见着了——却是隔着一道铁丝网，那份面对面撞见的激动，到底没有来。
最后，他把同行的朋友一一送去机场，再把我们送到安克雷奇（Anchorage）那间预定好的民宿。导游说，你们订的民宿挺偏的，都快出城了——搞得我心里更加七上八下。订它的时候我就被家人数落过，说独自出门，哪能和陌生人同住一个屋檐下。此刻我甚至想起了《水浒传》里那个做人肉馒头的孙二娘。我敲了半天门，才来了一位老太太，头上还戴着顶德州牛仔帽。她隔着纱门警惕地打量我，那眼神，活像小时候电影里抓特务的老太太，看得我心里发毛，以为走错了门。
第二天早晨，我走进厨房，她已经坐在那儿摆弄电脑。清晨的阳光洒满客厅——满墙的画，满架的书，窗台上的花草也养得正好。
“我真喜欢你这些画呀。”我由衷地赞叹。
她一下欢喜起来，起身领着我，把满屋子的布置一件件介绍过来。门楣上横着一道垂着细须的东西，我起先没认出来——她说，那是鲸须，是阿拉斯加原住民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物件。门口挂着一只驯鹿头的标本，是她弟弟当年打的。墙上还有一幅克里姆特的《吻》，一对恋人裹在满身金光里相拥——她说，那是她上学时就喜欢的画。
她说她从前在银行工作，退休了又跑回大学念书，差五门课就要毕业，如今还在写书、写剧本。“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，我是老大，”她说，“她一直病在床上，弟弟妹妹都是我带大的。我五岁起，每天去幼儿园以前，得先给他们换好尿布，才能出门。”我们一起絮叨做母亲的种种，聊到后来，简直像相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。
后来，她脸上忽然露出一点狡黠的笑。“我做民宿九年了。每回客人来，我都先隔着门看一看，心里掂量掂量。要是觉得不对劲，那一晚我就睡在客厅沙发上，竖着耳朵。不过九年了，也就碰上过两回。”
我这才恍然大悟——难怪头一天进门，她要那样警惕地看我。而此刻，她把这些都讲给我听，早已放下了戒心；我心里那点提防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跟着松开了。她那样普通，若在街上擦肩，我大概不会多看一眼；可这一屋子的书、画、花草，还有那些讲不完的故事，分明是一个辽阔又丰盛的人。
最让我动心的，是客厅正中央那一幅画：一个穿中式立领衣裳的东方女孩，抱着双臂，在一片旧日的渔港前，笑得那样亮。
临走时，我本想问问这幅画的来历，她却探进头来匆匆打了声招呼——说昨夜几乎一夜没睡，一位七十六岁的老朋友在华盛顿住进了医院，做了两个多钟头的手术。说完，她就急急地走了。
于是这幅画，对我始终是个谜：到底是谁画的？她又为什么把它这样郑重地挂在客厅正中央？可这些答案，其实并不重要。我只知道：一个东方女孩的笑，这样打动过她，让她郑重地挂在一进门最显眼的地方；而她这份郑重，又这样打动了我——一个远道而来、素不相识的东方游客。素不相识，却仿佛早就相识。
我们不同肤色，不同语言，长着两副毫不相干的面孔，按说该是最陌生的两端。可我们都曾经做过女儿，都体会过做母亲的忧喜——原来在我们心里，早已有某种血脉，悄悄相通。让人和人相连的，未必是同一副面孔、同一种语言。在那层看得见的相似底下，还有一条更深的河，穿过肤色，穿过乡音，像地底下一直流动的地下河，把素不相识的两个人，在看不见的地方接通。
不知为什么，这位老太太让我想起了一路苦苦追着的黑熊。这好像有点可笑，八竿子打不着，可那份心情真有几分相似：我们对黑熊，又渴望，又害怕；我们对陌生人，好像也是又渴望，又害怕——就像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头黑熊，既盼着遇见，又怕它真扑出来，一熊掌把我们打趴下。
导游知道我们的心情，一路上好几次跟我们说：人与熊隔着不远的距离，静静对视，谁也不再躲开谁——熊见的人多了，早把人认作自己生态里可以安然相处的一种生灵。原来相安，并不是把那头熊赶回林子，而是彼此看见、彼此收下：我心里有一头，你心里也有一头，我们却能这样对坐着，说说孩子，说说母亲。
有那么一幅古老的图景：豺狼与羊羔同住，豹子与山羊同卧，牛犊和狮子彼此相安，一个小孩子在中间，安然地牵着它们。
初次相遇，原来我们其实并不陌生。即使各自心里都藏着一头黑熊——或许憨厚可爱，或许会突然暴怒——我们依然可以在桌边喝着咖啡，说说孩子，说说母亲，安然同住一个屋檐下。